摘要：2018年11月11日，国学大师曾仕强先生在台湾安详辞世，享年84岁。曾老先生一生为发扬道统文化而奔走呼号，著有《易经的奥秘》、《胡雪岩的启示》等书，并曾在《百家讲坛》主讲易经。这篇文章，小编便想从曾老最爱的易经说起，和大家谈谈五经之首——...
2018年11月11日，国学大师曾仕强先生在台湾安详辞世，享年84岁。
曾老先生一生为发扬道统文化而奔走呼号，著有《易经的奥秘》、《胡雪岩的启示》等书，并曾在《百家讲坛》主讲易经。这篇文章，小编便想从曾老最爱的易经说起，和大家谈谈五经之首——《易》的文字魅力及其深远的影响。
谈到文学评论，不得不说的一个人物就是南北朝文学理论、文学批评家刘勰，而他在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中这样写道：
故论说辞序，则《易》统其首；诏策章奏，则《书》发其源；赋颂歌赞，则《诗》立其本；铭诔箴祝，则《礼》总其端；纪传铭檄，则《春秋》为根。并穷高以树表，极远以启疆：所以百家腾跃，终入环内者也。
由此可见，论、说、辞、序等文体的产生，都与《周易》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《易传》为解说之文，具有较强的阐释性和论说性，并且多用对偶的方式、排比的句式、对问的结构，为后世辞赋的几大技巧之滥觞，其《序卦》更是序跋类文体的开山之作。
《三易》"十翼"，对文章体裁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"述经叙理曰论。"（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）
在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中，刘勰又说："博明万事为子，适辨一理为论。"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诸子百家是阐明世间万物道理的，而论只论述一个主旨。由此可见，"论"这一文体的特点是"站定一个论点，为之做出周详的推理论证，重在见解精深，逻辑严密"，恰好应合陆机所言："论精微而朗畅。"（《文赋》）
然而在事实上，《易传》才是真正"适辨一理"文字的滥觞。
《易传》绝不仅仅是单纯地解释卦与象，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《易》的阐释，从而建立一个哲学理论、说明一个道理。《易传》因而具有了较强的论说性，并表现出鲜明的论证特点。
譬如《易传》的各部分各有不同的主题与侧重点，《文言》专论乾、坤二卦之义，《系辞》宏论整个《易经》纲领，并且《易传》中有些地方专述卦中之义，有些地方则阐发言外之旨。"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，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"，便是落实在《易传》中的诠释原则与论证特点。
《易传》也常以前面的结论作为后面的前提，层层推演，不断得出新知；兼用顶针的修辞、排比的句式，更为论证增添了无穷魅力。《易传》常常举例论证，从而增强论证的形象性和说服力，这也是论说类文体说明论证的必要手段。
"说者，悦也。兑为口舌，故言为悦怿。"（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）
这便是将"说"体解释为游说之辞了。
的确，"说炜晔而谲诳"（《文赋》）且以"感动为先"（李善 注），既然同样是要求讲道理为主，也难怪"论说"往往一体、并列成章了。
当然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"说"体在唐代得到了较大发展，并逐渐形成了文体特点：一是内容较杂，多写生活琐事；二是"说"体的写法并不要求像"论"体那样谨严，比较随意。
"论"与"说"是一个大类中的两种文体，这二者关系颇像诗与词：
诗庄词媚，论精说杂。
"名儒辞赋，莫不拟其仪表。"（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）
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提出"古之赋家者流，原本诗骚，出入战国诸子"这一论调，他认为赋在表现上"假设问对，庄列寓言之遗也；恢廓声势，苏张纵横之体也；排比谐隐，韩非《储说》之属也；征材聚事，《吕览》类辑之义也"。
然而他却忘记了先秦许多文学对于汉大赋的深远影响，如《易传》，就至少在三个方面对辞赋产生了影响：一是对偶的方式，二是排比的句式，三是对问的结构。
关于对偶，先秦极少有能够像《易传》那样非常成熟地使用对偶的修辞方式。《系辞》中既有句中对，如"知崇礼卑""一阖一辟""彰往察来"，又有上下句对，如"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""崇效天，卑法地""所居而安者，易之序也；所乐而玩者，爻之辞也"。
对偶的形式一方面方便了文本的对举见义，另一方面也揭示了《易经》卦序非反即复、卦德相生相依的特点。
关于排比，先秦亦极少有像《系辞》那样使用诸多排比句式的篇目，如：
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；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；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；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。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，齐小大者存乎卦，辩吉凶者存乎辞，忧悔吝者存乎介，震无咎者存乎悔。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；龙蛇之蛰，以存身也。精义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
关于对问，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设辞，这种行文技巧不仅影响了辞赋的创作，并与其他"假设问对"的文学方式一起造就了辞赋的诞生，并且对"设辞"式散文、论文等均有重要影响：如韩愈《进学解》、欧阳修《易童子问》等明显受到《易传》影响，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亦然。
"长怀序志，以驭群篇。"（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）
《易传》诸篇不能称作"序"，但依然对"序"这一文体的形成具有启示并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其《序卦》说明了六十四卦的编排次序，揭示各卦相反相成的意义，显然是序跋类文的开山之作。
正如清学者姚鼐在《古文辞类纂》说："序跋类者，昔前圣作《易》，孔子为作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，以推论本原，广大其义。"
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进行文学体裁的探源时，几乎都会追溯到五经（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），也许是因为文人骚客在进行文体的创新和写作的尝试时，总有意无意地模仿起五经的文辞方式，典籍对于人的影响总是潜移默化、无声胜有声的。
而《周易》作为五经之首，已经不仅是"经史子集"之冠冕，其对我国古代文学文体的影响同样深刻而隽永，已经渗透进中华文明的血脉里，永世流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