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:2018年11月11日,国学大师曾仕强先生在台湾安详辞世,享年84岁。曾老先生一生为发扬道统文化而奔走呼号,著有《易经的奥秘》、《胡雪岩的启示》等书,并曾在《百家讲坛》主讲易经。这篇文章,小编便想从曾老最爱的易经说起,和大家谈谈五经之首——...
2018年11月11日,国学大师曾仕强先生在台湾安详辞世,享年84岁。
曾老先生一生为发扬道统文化而奔走呼号,著有《易经的奥秘》、《胡雪岩的启示》等书,并曾在《百家讲坛》主讲易经。这篇文章,小编便想从曾老最爱的易经说起,和大家谈谈五经之首——《易》的文字魅力及其深远的影响。
谈到文学评论,不得不说的一个人物就是南北朝文学理论、文学批评家刘勰,而他在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中这样写道:
故论说辞序,则《易》统其首;诏策章奏,则《书》发其源;赋颂歌赞,则《诗》立其本;铭诔箴祝,则《礼》总其端;纪传铭檄,则《春秋》为根。并穷高以树表,极远以启疆:所以百家腾跃,终入环内者也。
由此可见,论、说、辞、序等文体的产生,都与《周易》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《易传》为解说之文,具有较强的阐释性和论说性,并且多用对偶的方式、排比的句式、对问的结构,为后世辞赋的几大技巧之滥觞,其《序卦》更是序跋类文体的开山之作。
《三易》"十翼",对文章体裁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"述经叙理曰论。"(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)
在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中,刘勰又说:"博明万事为子,适辨一理为论。"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诸子百家是阐明世间万物道理的,而论只论述一个主旨。由此可见,"论"这一文体的特点是"站定一个论点,为之做出周详的推理论证,重在见解精深,逻辑严密",恰好应合陆机所言:"论精微而朗畅。"(《文赋》)
然而在事实上,《易传》才是真正"适辨一理"文字的滥觞。
《易传》绝不仅仅是单纯地解释卦与象,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《易》的阐释,从而建立一个哲学理论、说明一个道理。《易传》因而具有了较强的论说性,并表现出鲜明的论证特点。
譬如《易传》的各部分各有不同的主题与侧重点,《文言》专论乾、坤二卦之义,《系辞》宏论整个《易经》纲领,并且《易传》中有些地方专述卦中之义,有些地方则阐发言外之旨。"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,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",便是落实在《易传》中的诠释原则与论证特点。
《易传》也常以前面的结论作为后面的前提,层层推演,不断得出新知;兼用顶针的修辞、排比的句式,更为论证增添了无穷魅力。《易传》常常举例论证,从而增强论证的形象性和说服力,这也是论说类文体说明论证的必要手段。
"说者,悦也。兑为口舌,故言为悦怿。"(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)
这便是将"说"体解释为游说之辞了。
的确,"说炜晔而谲诳"(《文赋》)且以"感动为先"(李善 注),既然同样是要求讲道理为主,也难怪"论说"往往一体、并列成章了。
当然,随着历史的发展,"说"体在唐代得到了较大发展,并逐渐形成了文体特点:一是内容较杂,多写生活琐事;二是"说"体的写法并不要求像"论"体那样谨严,比较随意。
"论"与"说"是一个大类中的两种文体,这二者关系颇像诗与词:
诗庄词媚,论精说杂。
"名儒辞赋,莫不拟其仪表。"(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)
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提出"古之赋家者流,原本诗骚,出入战国诸子"这一论调,他认为赋在表现上"假设问对,庄列寓言之遗也;恢廓声势,苏张纵横之体也;排比谐隐,韩非《储说》之属也;征材聚事,《吕览》类辑之义也"。
然而他却忘记了先秦许多文学对于汉大赋的深远影响,如《易传》,就至少在三个方面对辞赋产生了影响:一是对偶的方式,二是排比的句式,三是对问的结构。
关于对偶,先秦极少有能够像《易传》那样非常成熟地使用对偶的修辞方式。《系辞》中既有句中对,如"知崇礼卑""一阖一辟""彰往察来",又有上下句对,如"乾道成男,坤道成女""崇效天,卑法地""所居而安者,易之序也;所乐而玩者,爻之辞也"。
对偶的形式一方面方便了文本的对举见义,另一方面也揭示了《易经》卦序非反即复、卦德相生相依的特点。
关于排比,先秦亦极少有像《系辞》那样使用诸多排比句式的篇目,如:
天尊地卑,乾坤定矣;卑高以陈,贵贱位矣;动静有常,刚柔断矣。方以类聚,物以群分,吉凶生矣;在天成象,在地成形,变化见矣。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,齐小大者存乎卦,辩吉凶者存乎辞,忧悔吝者存乎介,震无咎者存乎悔。尺蠖之屈,以求信也;龙蛇之蛰,以存身也。精义入神,以致用也;利用安身,以崇德也。
关于对问,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设辞,这种行文技巧不仅影响了辞赋的创作,并与其他"假设问对"的文学方式一起造就了辞赋的诞生,并且对"设辞"式散文、论文等均有重要影响:如韩愈《进学解》、欧阳修《易童子问》等明显受到《易传》影响,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亦然。
"长怀序志,以驭群篇。"(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)
《易传》诸篇不能称作"序",但依然对"序"这一文体的形成具有启示并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其《序卦》说明了六十四卦的编排次序,揭示各卦相反相成的意义,显然是序跋类文的开山之作。
正如清学者姚鼐在《古文辞类纂》说:"序跋类者,昔前圣作《易》,孔子为作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,以推论本原,广大其义。"
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进行文学体裁的探源时,几乎都会追溯到五经(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),也许是因为文人骚客在进行文体的创新和写作的尝试时,总有意无意地模仿起五经的文辞方式,典籍对于人的影响总是潜移默化、无声胜有声的。
而《周易》作为五经之首,已经不仅是"经史子集"之冠冕,其对我国古代文学文体的影响同样深刻而隽永,已经渗透进中华文明的血脉里,永世流传。